黎京的博客

(三)

     从古巴回来后没多久。一位朋友周末来坐客。他也曾去过古巴。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买到面包没有？”

    那又是一段经历。不过是很小的一件事，但我在那时却觉得不可思议。事后想起我年轻时，不是也在类似的环境里生活过吗。那天是在哈瓦那，我们两个到旧城寻访古迹。中午在中国城吃了午饭，感觉吃得很不舒服。晚饭就也再没兴趣找饭馆，只是想买点面包加些火腿肉，随便吃饱肚子。要不然空腹怎么睡觉呢。可谁想到，从老城的火车站穿过好几条街区，直到走回住地，居然没看见有卖面包的地方。饥肠辘辘地走上那道狭窄的楼梯，浑身都是潮湿的。幸好住地旁边的一家旅馆下面有餐馆，吃了一盘意大利面，才算缓过劲儿来。古巴的饭菜基本不加香料或其他调料，所以饭菜吃在嘴里显得总是有些“缺憾”。吃完那盘色泽清淡的意大利面，从微微感到有些寒意的，开着空调的餐馆出来，走进潮湿粘稠的空气中不由得又想到了桑拿浴。就在这时看见有行人手里拿着一口袋面包走来。我内心突然惊喜了，有面包！甚至还有些兴奋。我有时半夜会饿，饿了就无法入睡。有面包就意味着有安眠药。于是顺着那条拥挤的街道走去。没多远就看见那一溜排队购买面包的人。很快就轮到我们，语言不通，数字可用手指比划。掏钱，人家却不收。满嘴西班牙，咋听都不明白。旁边有人提醒：“叨勒”。咋又美元了。后来我拿出几块银元，是买水时找回的零钱，那人满意收下，还找回几两碎银子。钱是交了，看着眼前放在案子上的面包有些为难，别人都手拿自带的塑料带，只有我们练的是空手道。只好用手捏着几个柔软得不敢用力的面包返回住地。后来分析后才明白，人家不收我们的钱也许问题是在钱上。外国人在古巴兑换的是外汇劵。现在很多中国人可能不知道外汇劵为何物了。记得八十年代中，我出国前，还找了些外汇劵到建国门外的友谊商店给自己买了一件大棒针的毛衣。现在国内早已取消了外汇劵制度。在古巴又与外汇劵相遇，在银行换钱时，原来换的完全是外汇劵。也是后来才知道，在古巴有些特殊商品用古巴钱是买不到的，只供应外汇劵持有者。我们用外汇卷买面包，人家不收。那几块银元是买水时找的零钱，是古巴老百姓的钱，所以才能买面包。

    朋友听我们讲完，大笑。“不错，你们还买到面包了。”

    我打开电脑，让他看在古巴时照的相片，随便谈论着古巴，谈论着哈瓦那。他指着一张海港的相片问我：“你在哈瓦那看见大船没有？”当时并没注意，经他一提醒才回味过来，还真没看见。只是看见海口有几条漂浮在水面上的小船，倒影在涟漪中变形，却有一种很艺术的美。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朋友说，“古巴离美国很近。船大很容易就跑美国去了。”

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他又问我：“你看见那艘奶奶船了吗？”

什么奶奶船。我莫名其妙。因为旅游书里没介绍。

他说：“就是关在屋子里的那艘船。”

哈，碰巧，我喜欢乱照，什么都照。看见那里有大兵站岗，估计不让照相，但还是随手按下快门。原来是看见飞机了，没想到转到另一面去，就看见了一艘小快艇被装在屋子里面。

我找到那张相片。朋友说，“就是这里。”然后他告诉我：“那年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就是坐着这条船返回古巴的。也因此改变的古巴。”

    为什么要把船装在屋子里。朋友告诉我，那艘船被人惦记上了，想偷走，然后驾驶着这艘船偷渡到美国去。

     这个说法也许只能算是民间传说吧。我觉得那屋子是为了保护革命历史文物，怕放在外面风吹日晒的很快变成一堆废铁。

        我们那晚一直很随便的闲聊着。还说到了古巴在美洲的特殊地位。在那片海面，有着几千座大小不同的岛屿。唯独古巴脱颖而出。在那片孤独中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从她独立，打击雇佣军的入侵，然后的导弹危机，到后来一直与美国多年的抗衡。现在古巴依然不允许美国人入境。因此，美洲诸多国家对古巴怀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心情。视他们为敢于与美国对抗的英雄。而格瓦拉自然就被他们推崇为民族英雄。在古巴随处可见格瓦拉的身影，好像一种标志，是古巴的象征。我很久以前听到过格瓦拉的事迹。文革中，也颇有些崇拜。崇拜他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百折不挠。觉得男子汉就应该像他那样活着。

    下面是从百度找来的资料。在此借花献佛。

 他叫切·格瓦拉（Che ·Guevara）。

 1967年10月9日，拉丁美洲著名革命家、“游击中心”理论倡导者切·格瓦拉在前一天战斗中负伤被俘后，被美国支持的玻利维亚军人政权枪决。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切·格瓦拉的名字便在世界传扬。当年中国也曾称赞过他在古巴推行的游击战道路，而西方对他则冠以“红色罗宾汉”、“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等称号。直至2000年，北京舞台上演的话剧《格瓦拉》还曾轰动一时。那个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传奇革命家，其战斗和生活的轨迹其实曾与我们紧密相关，其悲欢也值得国人品味反思……

■以毛泽东著作为师，为穷苦人的利益而抛弃了医生的职业到古巴打游击

 在古巴革命中闻名的格瓦拉，原本是阿根廷人。他于1928年生于较优裕的家庭，毕业于医学院，在行医中痛感人民苦难非药可治，在阅读了马列著作后决心从事政治斗争，以解放整个拉丁美洲为己任。1957年，他在墨西哥结识了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罗并与其结成密友，两人很快便率一支小队乘船潜回古巴，登陆后他们上山进行游击战，一年多后就推翻了亲美的独裁政权。

 在“七支步枪起家”的斗争中，格瓦拉读过西班牙文本的《毛泽东选集》后深受启发，后来他一再说：“毛泽东是游击战大师，我只是个小学生。”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翌年，格瓦拉便来华访问。他见到了被自己奉为导师的毛泽东，两人亲密地拉着手说话。回国后，格瓦拉便拿起甘蔗刀下田，宣布这是仿照人民公社的榜样，并号召民众学习中国专家不计较工资只讲奉献的精神。

 格瓦拉做体力活并不是装样子给群众看的，而是实实在在地真干，业余时间特别是星期六下午，他的时间主要用于义务劳动。他公私分明，年幼的孩子生了急病，他也绝不许用自己的公车送医院。在当时物资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发给每个高级领导人一张特殊供应卡，位居国家第二把手的格瓦拉马上退回，而且始终要求家人到商店同普通百姓一样排队买东西。至于他那些同战士一样站岗，治疗被视为瘟神的麻风病人从不戴手套一类的故事，更是广为传扬。正是这种毫无利己动机的献身榜样，使格瓦拉能够超越时空，被贫困国度的民众和许多富足的西方人同时接受和称赞。卡斯特罗对这位战友的评价则是：“一个在行动上没有一丝污点，在举动中毫无瑕疵的典范就是切！”

■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矛盾，使他离开古巴进入他国丛林

 在革命胜利后的古巴，格瓦拉在取得古巴国籍后只呆了六年。当时，中苏论战势同水火后，他感到两面为难，便在1965年2月再次来华访问，他主张同苏联停止论战，但他的建议未被接受，他也没见到毛泽东。带着忧郁离华后，格瓦拉便在公开场合消失，并登报宣布放弃职务和国籍，使古巴政府不必对其行为负责。
后来人们知道，1965年春，格瓦拉进入了刚果（利）东部，指导当地的左派游击队。几个月后，他失望地离开，因为他感到当地人不愿认真打仗，所以失败无法挽回。隐蔽回古巴休整几个月后，1966年11月，格瓦拉又带领几十个说西班牙语的外籍人进入玻利维亚，在丛林中展开游击战。

 对于格瓦拉为什么出走，三十多年来不少研究者有过多种解释。多数意见是，他想摆脱国际共运的分歧，在南美洲再树立起一个革命榜样。不过，从近些年发掘出的他的一些当年的文件笔记中看，格瓦拉其实有更深层次的想法，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诸多疑问，想另辟一条新路。

 古巴革命胜利后，格瓦拉是首任国家银行行长，可他却主张废除货币建立“不用钱的文明”。从事建设时，他反对“物质动力”，主张消灭个人主义，要求用劳动竞赛来驱动。由于美国的封锁，经济难以自给的古巴不得不大量接受苏援，在体制和指导原则方面也学习苏联模式，对此格瓦拉很失望，认为从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起就开始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先例，而只有战争条件下同志关系才是真正纯洁的兄弟关系。他这类理想主义的主张，在和平建设的现实生活中注定难以实行，到另一个国度用以往的战争方式再做新探索就势在必然。

抛弃古巴优裕且安宁的城市生活，再进入毒蛇蚊虫出没的南美丛林，对从小便患哮喘病的格瓦拉绝非易事，但是为了理想他义无反顾。在近一年艰难的山区游击跋涉中，格瓦拉只靠一匹骡子驮行李，忍受了诸多困苦，面对追剿和陷入绝境也毫不动摇，并宣布绝不让敌人活捉自己。在1967年10月8日的最后战斗中，他因负伤并犯了哮喘病，才当了俘虏。

■“游击中心”理论随着他的牺牲而终结，忘我的人格魅力却长存人间

 格瓦拉学过中国的游击战理论，他提出的“游击中心”论却又有一些不同之处，其中特别强调少数精英的作用，认为到处游击示范便可让民众一涌而起推翻反动政府，而很少注重根据地建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格瓦拉最后在玻利维亚的牺牲虽然悲壮，却说明了外籍人到别国输出革命很难成功，实践标准也对其游击理论做了最无情的检验。

记得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内曾翻译过格瓦拉的《游击笔记》（内部出版），笔者曾问过许多熟悉游击战的老前辈的观后感，回答都是叹息不已。从书中可看出，格瓦拉最后近一年在山区到处游动，他想“解放”的当地农民对其却非常冷淡，没有一个人参加游击队，甚至向政府军告密。这支队伍成了无水之鱼，人越打越少，能坚持那么久全靠顽强的毅力和信念支持。

格瓦拉的小队遭伏击覆没，本人被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同他谈了话，出于敬佩曾主张送到关塔那摩关押，玻政府却坚持处决。因该国已取消死刑，刽子手便于10月9日把格瓦拉带出来，迎面用冲锋枪向他扫射，然后拍照后公布说格瓦拉是阵亡。面对枪口，格瓦拉昂首挺胸，无愧于一个战士的形象！

格瓦拉牺牲后，比生前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亚非拉国家有了众多崇拜者。在许多国家的群众集会上，经常可看到他的画像和毛泽东像并列。那幅穿作战服留胡子的照片，成了为摆脱苦难而奋斗的许多人的精神偶像。

苏东巨变后，全球虽出现了意识形态趋向淡漠的情形，众多人却仍有“格瓦拉情结”。1997年是他牺牲30周年，恰好其遗骨在玻利维亚被发现，南美许多国家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阿根廷还专门为他拍摄了故事片，并在国会大厦前举行诗歌朗诵会。更有成千上万各国青年聚集到格瓦拉牺牲的玻利维亚尤罗山谷，昔日冷寂的失败之地召开了欢声鼎沸的大会；古巴的悼念活动更是盛况空前……随后，在北京话剧舞台上出现的格瓦拉，也造成过轰动效应。剧中主人公谴责种种社会不公后大声说：“不革命行吗？”观众（多是年轻人）立即报以一阵掌声和呼喊。当然，剧场内同时也有笑声和叹息，表现出中国新时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情感的多样性。

国际范围内“格瓦拉热”几十年不衰，比格瓦拉本人的胜利和悲剧更值得人们思考。如今，在我们这个喧闹的世界上虽然物欲横流，人们需要物质利益，然而对美好精神境界的追求却没有泯灭。只要社会还存在着压迫和不公，切·格瓦拉那种为解放苦难者不惜献身的精神便永远会受尊崇，众多青年人仍会高呼着：“切！切！”